坏事会寓于科学发现之中，不是说必然会如此；而是说，许多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危害在研究过程中事先就可能知道或估计，并不一定等结果出来了以后才清楚。
在“二战”最黑暗的日子里，已在巴黎定居的美国作家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这样谈到科学的历史：“在19世纪意味着进步的科学，到了20世纪只是意味着有用的东西……科学的发现只是被用于战争和毁坏。”斯泰因的话表现了一个作家对历史的良心和对现实的忧虑，虽说简单、偏执，但的确抓住了科学在20世纪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
从近代科学的初期开始，科学的精神就已经是人文主义的了，而且愈益致力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倡导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弗·培根提出，现代科学真正的和合法的目标不外是，应该赋予人类生活以新的发现和力量。笛卡尔提得更明确：知识应有益于生活，因而可以使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近代社会神权的衰落和世俗化的发展为实现科学技术进步的观点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与工业、农业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由文艺复兴人文精神养育成长的近代科学，经过二百多年的时间，到19世纪中期，发展成熟。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科学在工农医中的广泛应用同时出现。历史不仅铭刻着法拉第、麦克斯韦、李比希、达尔文、巴斯德、孟德尔等人的名字，也记下了贝塞尔、西门子、爱迪生、贝尔等人的业绩。科学技术不仅打开了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眼界，而且也给黑夜带来了光明，让相距遥远的亲人朋友互致问候，使平民百姓穿上以往贵族才能穿的颜色漂亮的衣服。到了19世纪末，科学技术的进展显示了以往一个从没有过的造福于人类的前景。
然而，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显露出科学技术会变成狰狞的面目。可怕的摧毁性武器第一次出现。当时一位目击者惊叹地描述着每分钟可发射500发子弹机枪的效果：“我看见与人大腿一样粗的树毫不夸张地被一梭子弹打断”。这种情景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发现死亡和毁灭随时会从天而降。第一次大战被冠以“化学家之战”的称号，部分原因是使用了化学研究制成的武器，如高性能炸药或毒气弹。毫无疑问，这损害了化学家的声誉。要是李比希天上有灵，这位在上个世纪一心致力于把化学用在人们衣食健康的化学家，一定会痛心疾首。战争结束后，人类开始第一次面对处理由科学技术带来的破坏性问题。同德国签订和平协约时，那时的外交家没有忘记战争的教训。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协议上详细地加上了有关一个国家技术能力的预防性条款，试图限制和控制德国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和研究。然而，“二战”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刚刚过去二十多年的“一战”。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枪林弹雨之中，尤为悲惨的是600万犹太平民被送进德国人的毒气室里。在唯恐德国单独造出原子弹的压力之下，美国加速了建造原子弹的进程。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将整个广岛夷为平地，约8万人死在炸弹所放出的耀眼强光中。这一天被称为时间静止的一天。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死亡4万余人。人类自己证明了可以找到毁灭自身的方法。
当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爱因斯坦非常震惊。这位终身热爱和平的伟大科学家深深后悔曾鼓励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加快发展原子弹。战后，爱因斯坦和罗素等人一起积极倡导和平，促成了各国科学家讨论核武器和世界安全问题的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也称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科学家们相信，通过在“科学水平”上讨论核军备和核裁军问题，他们能够为冲突中的两国之间创造建设性的对话和建起信任的桥梁。冷战期间，帕格沃什会议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开放和交流的少数方式之一。会议发表的一些关于控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的报告，为签订限制核武器发展和试验的国际条约铺平了道路。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20世纪的科学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原子弹的爆炸使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定律变成了灾难性的现实。当年爱因斯坦发表著名等式E＝mc2时，他特地说明：“要想成功地以实验验证这个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科学发现自有其孜孜不倦的前进动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也不受任何人的影响。1911年卢瑟福提出原子模型，打开了通向神奇的原子世界的大门。在那个被物理学家称为“激动人心的年代”里，天才的物理学家们沿着卢瑟福指示的路径深入到玄妙的原子世界，不断揭示出那个世界超乎寻常的性质，又制造出高能装置去轰击原子，试图撞开原子世界深处的奥妙。终于在1939年，德国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在轰击原子的实验中，把铀原子核成功地分裂成两个部分。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举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在我看来，核裂变是影响20世纪人类进程的最重大的科学发现，它充分显示了科学发现会带来严重的破坏性，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从原子科学发展的历程看，我们可以说，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讲，纯粹求知的科学认识已不复存在。科学发现蕴含着丰富的应用潜力，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加强、转化加快，带来难以预料的效应。
人们常说，科学发现是中性的，科学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这样说，等于没说。是不是可以说，做坏事会寓于科学知识发现中？千万不要对此论妄加“扣帽子”。这有许多事实佐证。例如，奥本海默后来对制造原子弹感到良心不安，反对制造氢弹，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越战时，美国许多科学家拒绝与政府合作；里根时代，数千名美国物理学家反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说坏事会寓于科学发现之中，不是说必然会如此；而是说，许多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危害在研究过程中事先就可能知道或估计，并不一定等结果出来了以后才清楚。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利益紧紧连在一起的当今社会，这给规范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50年代活跃的美国政治家A．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曾经这样说道：“魔鬼不在原子中，而在人的心灵中。”（There is no evil in the atom，only in men’s souls．）。科学技术不是造成世界麻烦的根源，但是对科学知识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认识不足，或对技术应用的外部效果没有充分的知识、注意或关心，是一系列难题和麻烦的重要原因。我们需要的是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但这又不是仅仅靠科学知识能做到的。指出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胆识和责任。当年，海洋生物学家早就知道杀虫剂的危害，但是他们不愿出这个头，他们想让别人来说。所以，雷切尔·卡尔逊自己经过长达四年的研究，写出了不朽的著作《寂静的春天》，由此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科学技术也是解决世界难题的有力工具，但是它能起多大作用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达成限制排放含氟氯烃的蒙特利尔协议过程中，最初的协商和谈判很艰难，结果只承诺减少一半的含氟氯烃。在协商的过程中，1985年英国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出现了一个臭氧层空洞。臭氧层的存在让科学家大吃一惊，从而加紧研究其成因。结果证明，它形成的化学和动力学特征是十分复杂的，但至少可以阐明，有关它们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主要是人类活动向大气中引入氯原子造成的。这是协议事先没有想到的直接证据。随后的协商顺利，1987年形成了蒙特利尔协议。协商解决含氟氯烃的经验，对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很有意义。虽说两者在复杂性上和广度上无法比拟，后者的中心问题并不是科学证据的问题，但是目前科学证据不充分也是一个原因。
今天，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但是如何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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